多元争议解决手段在一起涉外股权转让争议纠纷中的综合运用 ——以策略、方法与程序为视角
2018年7月，笔者接待一起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纠纷的客户咨询。经了解，系争股权转让协议由A公司全体股东（下称"转让方"）与B上市公司（下称"B公司"）签署，协议约定转让方将所持的A公司与另一香港公司（下称"C公司"）的控股权转让给B公司。协议签署后，B公司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但在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的付款条件成就时，B公司逾期未付当期款项。协议签署后，B公司已安排数家中介机构进入A公司开展尽职调查，A公司给予全面配合；A公司与B公司在业务层面亦已开始深度合作。
笔者注意到，本案股权转让争议具有以下特点，使其成为较为复杂的一件争议：（1）收购方B公司为上市公司，依通常经验，上市公司并购团队应拥有较丰富的项目经验且重视风险控制，故需特别关注B公司在协议中设置的对转让方的制约条款；（2）转让方当事人为多主体情形且包含外籍自然人，故需关注法律适用与仲裁中的相关程序问题；（3）目标公司为A、C公司两家，其中A公司是大陆公司，C公司是香港公司，涉及C公司的部分应考虑涉外法律适用问题；（4）据当事人介绍，目标公司的商业运营模式较为复杂，需精准把握其商业模式并将其转化为法律模式，且须避免对并购交易框架的碎片化理解、避免过度关注细节条款而忽略整体判断；（5）股权转让协议已开始实际履行，多家中介机构已进场尽职调查，需考虑A公司向中介机构提交的资料是否可能存在不利证据等；（6）转让协议中约定了对各方违约情形的惩罚性违约金（高达数亿元），A公司对追究收购方B公司违约金表现出高度关注和乐观预期；（7）收购方B公司虽为上市公司，但自2018年下半年受中美贸易战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集中爆发，B公司偿债能力存不确定性。
二、代理工作第一阶段：尽职调查+谈判
经与A公司负责人初步沟通，当事人向笔者询问律师费报价。笔者向当事人了解对仲裁请求金额的想法，获知当事人有意以约定的惩罚性违约金为基数，再结合律师的专业意见作一定增减。
笔者提出，依实事求是的原则，律师若未经收集第一手证据资料，未经仔细查阅、分析原始资料和了解事实，仅根据当事人的介绍，尚不能对案情作出整体判断。律师发出报价需要基于一定前提，如需要知道客户的委托范围、客户对案件处理方向的考虑、可评估案件所需的工作量等。
尽管无法立即判断案件的整体情况，但根据A公司介绍，可以知道当事人已有确定的具体需求。譬如，A公司与转让方已迫切需要聘请律师介入，以便及时获得专业人士的咨询建议，帮助梳理问题，形成思路，讨论策略，以把握主动。
由此笔者与客户商议，将原来计划的整体一并委托调整为分段委托。就当事人认为需要律师立即开展的工作，本所律师作出相应报价，如能确定委托关系，本所律师即可进场开展工作；未来随着工作深入与当事人的需求明朗化，再协商是否需扩大对本所的委托范围。
A公司负责人采纳了笔者建议，决定委托本所律师团队承办股权转让协议纠纷的证据收集（以进场尽职调查方式）、事实情况分析、提供谈判方案咨询与参与谈判等工作。
本所律师的调查工作沿着股权转让意向的产生、转让方与收购方的磋商与沟通过程、各方洽谈签署与实际签署的各种法律文件如意向书、备忘录、股权转让协议及其附件、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所需的内外部批准文件、股权转让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及相关证据等为线索展开。与此同时，结合收购方作为上市公司、负有法定信息披露义务的特点，本所律师全面跟踪与收集B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资料，并及时进行分析。
在尽职调查期间，为进行谈判准备，本所律师与客户举行了密集的会议与访谈，以准确把握当事人的真实需求与目的，与客户讨论碰撞，形成谈判思路与工作方案。遗憾的是，由于转让方与收购方对谈判会面的安排出现阻滞，未能按计划建立本所律师参与谈判的对话环境。故在第一阶段，本所律师虽与客户已达成以谈判方式促进解决争议的共识，但未能加入到与B公司的直接谈判对话。
本所在第一阶段形成的主要成果包括：其一，基于证据收集与分析，形成项目事实要点总结报告，固定了转让方与收购方的往来函件等关键证据；其二，拟订完整的谈判与工作计划，包括谈判前的工作准备、目标与步骤、计划时间表、关注的重点问题与责任单位等。即便未能如愿开展谈判工作，但第一阶段的工作成果，为本案争议的最终解决打下扎实的证据基础。
Please click here to view the full article.
The content of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provide a general guide to the subject matter. Specialist advice should be sought about you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