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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开篇：当“拼购”模式遭遇专利“双杀”
202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一纸改判，让京东集团的一件“拼购”专利起死回生。
这件名为“一种分享自动改变数值方法”的专利申请（申请号：ZL201610009262.3），正是京东早期“定金+尾款+分享裂变”商业模式的技术载体——用户支付定金后，邀请越多好友参团，尾款越便宜。然而，这件看似前景广阔的专利，却在专利审查路上遭遇了“双杀”：国家知识产权局以“属于商业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客体”为由驳回，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维持驳回决定。直到最高法二审，才惊天逆转，认定其属于专利法意义上的技术方案。
案号：（2023）最高法知行终91号，入选2024年度最高法裁判要旨。
02 案情复盘：同样的方案，为何一审败、二审胜？
技术架构：商业外壳下的技术内核
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1描述了一个“自动结算尾款”的完整流程：响应用户分享链接的访问，通过解密获取用户标识和商品标识；完成登录后将识别文件与用户标识绑定存储；接收订单时匹配商品标识，修改邀请信息数目；最终根据邀请数量阶梯式更新尾款数值。
表面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商业促销规则：拉人头、降价格、促销量。
但剥开商业外壳，其技术实现包含三层架构：加密分享链接（信息安全技术）、识别文件存储与绑定（数据管理技术）、订单跟踪与数值调整（业务逻辑技术）。
| 审理阶段 | 核心观点 | 结论 |
| 国知局驳回 | 解决的是“如何增强分享动力”的商业问题，非技术问题 | 驳回 |
| 一审维持 | 公知装置实现销售方法，技术特征无贡献 | 败诉 |
| 最高院改判 | 订单跟踪存在技术缺陷，加密解密、关联绑定是技术手段 | 胜诉 |
关键转折：最高院如何“翻案”？
一审法院认为，本申请的核心在于利用公知的装置来实现一种产品销售方法，技术特征属于公知装置，对拟要解决的问题不具有技术贡献。这种思维陷入了“商业效果遮蔽技术效果”的误区——看到“阶梯降价”“分享奖励”等商业词汇，就预设了“商业方法”的定性。
最高法则敏锐地指出：“现有技术不能确定哪些用户通过分享信息进行商品订购，这是技术上的缺陷，属于技术问题。”加密解密、关联绑定存储、数据匹配等技术手段，正是为了解决这一技术缺陷；而“准确判断分享链接使用情况”，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至于根据邀请信息更新尾款数值，“只是在上述技术问题得到解决后采用的一种商业操作”，不能否定方案的技术性。
03 实务指南：克服客体问题的“争辩锦囊”
基于本案的裁判逻辑，我们提炼出撰写和争辩阶段的实战策略：
撰写阶段：构建“技术方案”的护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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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技术问题的“去商业化”包装。
避免“如何提升用户分享意愿”（商业问题），采用“如何实现对分享链接使用情况的准确跟踪”（技术问题）。背景技术部分要明确指出现有技术的技术缺陷（数据丢失、跟踪不准、安全性差），避免使用“提升体验”“增加粘性”等商业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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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二：技术特征的“显性化”表达。
将“根据分享情况调整价格”改写为“通过解密分享链接获取用户标识，将识别文件与订单标识绑定存储”。强调“加密解密”“关联绑定”“数据匹配”等具体技术动作，让每个商业动作都对应技术实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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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技术效果的“可验证性”描述。
放弃“促进销售”“提升品牌曝光”，改用“实现订单来源的准确追溯”“确保数据存储的安全性”。
审查/诉讼阶段：争辩的“三段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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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界定技术问题（Problem）。
“本申请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具体技术缺陷]，而非[商业目标]。”如京东案所示，“现有技术不能确定哪些用户通过分享信息进行商品订购，这是技术上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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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论证技术手段（Solution）。
“本申请采用了[技术A]、[技术B]等遵循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将每个步骤对应到具体技术，引用《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关于计算机程序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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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证明技术效果（Result）。
区分技术效果（准确跟踪、数据安全、处理效率）与商业效果（销量增加、用户增长），前者是客体判断的核心，后者仅作辅助说明。
针对常见审查意见，可建立反驳模板：被指“属于商业规则和方法”时，剥离商业外壳，指出技术内核；被指“未解决技术问题”时，重新定义问题，聚焦技术缺陷；被指“未利用技术手段”时，逐项分析技术特征的自然规律属性；被指“未产生技术效果”时，区分技术效果与商业效果。
04 深度思考：本案的行业启示
对电商/互联网企业而言，商业模式≠技术方案。早期“拼购”类专利大量折戟于此，技术实现才是真正的护城河。同样的商业模式，技术描述决定专利胜败。专利布局必须前置，产品上线前完成申请，避免公开导致新颖性丧失。
对专利代理人而言，需要强化三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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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理解力，深入理解客户的技术架构，识别真正的技术贡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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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敏感性，预判客体风险，在撰写阶段构建“技术方案”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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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辩技巧，掌握“整体判断”“剥离商业特征”等司法审查逻辑。
对审查实践而言，应避免“商业方法恐惧症”，不能因涉及电商、金融就预设客体障碍。审查的重心应回归技术本质，关注“是否利用自然规律”，而非“是否涉及商业”。本案正是纠正了一审过度审查的倾向。
05 结语：从“拦路虎”到“通行证”
京东案的胜利，本质上是一场“技术叙事”的胜利。正确的技术问题定义、清晰的技术手段描述、可验证的技术效果，三者缺一不可。
商业方法专利的出路在于：技术特征显性化，商业特征背景化。客体问题从来不是“死刑判决”，而是考验专利从业者专业能力的考场。
正如最高法在裁判要旨中所言：“含有技术特征的涉商业方法的专利申请有可能获得专利法的保护。”在这个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愿每一位创新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技术方案”叙事，让智慧成果获得应有的法律保护。
本文案例来源：（2023）最高法知行终91号，收录于《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裁判要旨摘要（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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