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当前，口罩价格大涨，多地严厉处罚口罩涨价行为。市场供应瘫痪。一些地方征用了口罩生产企业，全面免费或低价派发口罩。这恐不利于调动生产积极性，且分配成本过高，实际效果也很可能不尽人意。
本文建议，政府不干预口罩价格，让市场调节口罩生产和分配，而只以货币直接、定向补贴医院和穷人。这样，既能发挥市场的激励功能，又能帮助特定人群。
道理适用于口罩及其他急需物品。公权力可以协助市场更好运作，两者相辅相成，协同作战，而不宜一刀切地取代市场。
一、市场如何解决口罩供应？
疫情泛滥，到处口罩都紧张，但仍有程度之别。供应尤其紧张的地区，价格涨得更快，这就促使本地加紧生产，并加紧吸引外地口罩输入。中国运输系统、互联网物流世界一流；全球化时代，还可从各国紧急采购。有利可图，迅速增加供应，不是难事。另一面，价格涨起来，大家都节省使用，谨慎出行，浪费会减少，真急需的人，出价就能买到，不至误事。
有的人担心涨价了，部分穷人买不起。政府不妨出资购买赠送，但最好给予现金补贴。等不及赠送的，就去市场购买，各得其便。目前各地对口罩涨价如临大敌，但仔细观之，在多数被处罚案例中，价格虽然翻数倍，也未明显脱离本地收入水平，这是市价，是保证可以买到的均衡价格。对多数家庭而言，只要节约使用，满足救急，并不算吃力。真需要救济的人，只是少数。政府只需补贴这少数人即可。
身处前线的医院机构，政府可帮助其从市场购买。若价格高涨，医院不堪重负，政府可直接给与资金资助。各地疫情不同，各医院大可根据需求，向熟悉的供应商下单。供应商又与生产、原料供应、进口等环节连接起来。
医疗用品的供应链网络，平时早就存在。此时，这个供应网络也会根据各地口罩的需求迫切程度（以出价高低判断），向各医院派送。剧增的订单压力，会迅速传送到生产、原料、进口各环节，推高价格。厂商巨额订单在手，自然会高价从其他产业、地区、国家紧急争取原料，扩大生产。（所需虑者，是政府急切过甚，先管制价格，又征用并统一分配物资，将上述原本流畅的供应链条切断了。加上防控导致封城堵路，物流不畅，医院就无法从市场渠道获得物资了。此时只能依靠政府全面管控物资生产及配送，导致其他麻烦，容后再述。）
危机当前，人人有爱国之心，加上有利可图，大家千方百计增加供应，可以发挥最大的积极性。若仍觉不够，政府大可发挥共产党员先进性和强大的宣传动员能力，增加精神鼓励。再不够，政府也不妨动员国有资源参与生产。
这套简单的、以价格为信号的市场供应系统，在笔者想象中，已经是一套可以尽可能快捷地传递信息、并尽可能调动各方力量的系统。政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协助市场运转，比如解决制度障碍，简化海关、检疫程序，修复交通设施，协助物流，做思想动员，救济穷困等。
但目前各地的做法，是重罚口罩涨价，征用企业生产，统一分配。这等于用一个临时组织的供应体系，代替了市场供应体系。
市场不是完美的，是有成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立即由政府供应取代。政府运作也同样是有成本的。若轻率取缔市场，事事躬亲，有不可忽视的困难。应该利用其权力及组织优势，协助市场运作，以充分发动民间力量，共同抗击疫情。
二、限价对供应的伤害
限价会严重扼杀民间的口罩供应，这一点许多人仍不理解。熟悉商业的人不难明白，要大幅增加供应，边际成本会上升。时值春节，加上疫情肆虐，劳力难觅。从原料采购、生产、运输、销售，整个供应链条的成本都会上升。到了药店，口罩价格翻倍，甚至数倍，不奇怪。若禁止涨价，成本无法弥补，只能停止进货。
有人说，只是处罚过度涨价、牟取暴利，让你少赚点，不至于不供应。这是相信药店有暴利。但是，当此情形，整体而言，无论价格多高，药店都难有暴利。一些旧库存，进价较低，恰逢大涨，可以发笔小财，你令其降价，无伤大雅。但库存毕竟有限。若要再进货，成本就高了。大家竞争拿货，就只能赚个平均利润。此时，即使价格翻数倍，也难有暴利。监管者若以平日市价为基准，要求削减，可能低估了真实的供应成本，令人亏损。一家遭受重罚，其他商店都噤若寒蝉，都不进货了。
一些监管者，对商业规律不太了解，仅仅因为发现口罩进价与售价差价甚大，就认定存在暴利。这不妥当。
比如，衣服和菜肴毛利率通常高，是行业惯例，但并无暴利，反而是毛利稍低一点，就会亏损。比如，酒吧的啤酒，5元进，50元出，里面还有装修、房租、以及弹钢琴小姐的工资。
以口罩来说，进出价差五倍，也未必不合理。想想看，非常时期，顾客减少，但房租、工资、银行贷款利息没法减，这是固定成本。其他药品销量大减，只口罩、酒精畅销，多加一些价，回收一点固定成本，不算太过分。再想象，口罩奇缺，老板某天跑遍市场，电话打了无数，觅到10包口罩。每包进价20元，卖你50元，也才赚个油钱和劳力钱。这都是可能存在的情形。再说经营者自身，因为坚持开店，与病患接触的可能性也大。人同此心，不让人多赚一点，怎么鼓励人冒险经营呢？
别误会，笔者不是说店主都没赚钱。笔者也不讨论店主们道德是否高尚，他们跟大家一样，有爱，也有自私之心。这不重要。笔者只论效果。整体看，竞争的药店众多，价格是个体无法操纵的。口罩价格如此之高，顾客不是傻瓜，会货比三家。各药店都涨了三五倍，就反映着缺口巨大，不是哄抬所致。此时纠结于人进货价多少，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承认市价已暴涨，宁可让人多赚点钱，也要把信号发出去，吸引大家奋勇生产和运送。
有朋友担心，疫情不明，民众恐慌，越高越买，引起价格虚高。问题是，若要抑制恐慌，恰恰不能限价。涨价才能使人冷静，因为胡乱购买的代价高了。此外，恐慌是否"过度"，价格是否"虚高"，事先难以判断，只能事后看。政府不妨加强宣传、披露信息，也可以迅速调度供应，平息恐慌。
而且，价高本身就已在调动市场供应。多管齐下，若真是虚高，是难以持久的。若居高不下，就难说是"虚"了。若执法者不能宽容，一见价格暴涨就打击，就不知道究竟是抑制了"虚高"，还是伤害了合理需求，妨害了必要供应了。
三、如何组织生产
有人主张，在限价之下，政府征用企业生产，平价或免费供应居民，再以市价补偿企业。这样，既平抑了物价，又保障了供应。危机时刻，征用有一定道理。不过，征用也有它的问题。另一种思路是，政府将征用补偿费，以货币派发百姓，增加购买力，来鼓励生产。若有明确紧急用途的物资，政府直接向企业购买使用。
为什么如此建议？
首先，仓促之间，民间能调动的产能就是那么多。征用只是挤占了民间原有的产能，并不能凭空增加产能。不征用，有利润和价格信号驱动，它们也在生产，也在做贡献。因此，就需要权衡，哪种办法更能调动生产积极性。
笔者担心的是，政府若真能以市价补偿，那还好，企业积极性不会受损。但此"市价"是否真市价？会否变成按政府单方面认定的"市价"补偿？前已所述，竞争之下，厂商的要价，往往已反映着真实上升的供应成本，并无暴利可言。而政府目前似乎并不认可这一点（否则也不至于到处打击口罩涨价了）。若补偿不能弥补成本，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影响。
政府可考虑将资金派发市民，任其在公开市场以市价购买。产品低价派发，企业与执行者可能私相授受，中饱私囊。以货币分发居民，然后从市场以市价购买，就避免了腐败机会，同时企业有竞争压力，需要努力生产才能赚到这些钱。
有人说，政府征用企业，可以直接监督，思想动员，加上人心向善，众志成城，问题应该不大。笔者也希望是多虑了。但毕竟人有私心，国难当头，各自算计的人也不少。学法律的人都明白，制度设计都是以人性本恶为假设的。一个庞大体系的运作，若全系于参与者的道德，恐难以持续。政府即使不接管企业，也仍然可以发挥其宣传鼓动、监督之能。市场中人也有慈善之心。若再加上市场机制的约束，最终的生产动员效果，不应该更差。允许价格发挥作用，和政府督导、鼓励生产，两者可以并不矛盾。
四、限价导致不合理分配
恐慌之下，人人争相囤积。价格涨了，退休阿姨们就会少囤点，无非少跳点广场舞。上班族就能买到了。价格不涨，阿姨就先囤上几大包再说。阿姨时间成本低，到处搜罗有优势。对于药店店主来说，好不容易搞来的一批口罩，若价高，自己就省着用，挤出来出售赚钱，若不准涨价，先拿回家分发亲友好了。这次疫情过后，恐怕很多人家里会有用不完的口罩。但急用的人呢，药店又永远缺货。急用的，自然是感染风险大的，这对疫情防控不利。
时值春节，又因疫情延长了假期，许多人其实不是必需外出。口罩价高，就少买些，无非少外出闲逛而已。但也有许多人，或为生计所迫，或身负防控之责，或身处不可歇业的服务行业，是不得不出门的。口罩不涨价，商店断货，一些人窝在家看电视，囤着口罩没用。
有条件宅家里的，往往是经济宽裕者。不得不外出工作的，许多是窗口行业的收入较低者，营业员、安检员、理发师、快递员、菜场小贩、司机、买菜的保姆、小吃摊主、黑车司机、搬运工、清洁工。他们买不到口罩怎么办？政府能给他们都派发么？他们在政府统计的口罩派发名单里么？
限价政策要帮助穷人，会不会刚好害了穷人？限价政策要帮助后来才想到要戴口罩的人，但会不会反而助长了有钱有闲的人过度囤积？
此外，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疫情差异很大，口罩供应其实有很大的调剂空间。不同地区价格涨幅不同，可引导口罩从相对不紧缺的地区，调配到更加紧缺的地区。供应越紧张的地区，价格涨幅越大，越能引导各地驰援。禁止本地口罩涨价，是自绝于外地援助。
五、派送体系的问题
有人担心，依靠市场调节供应，可能需要时间，情势紧急，不如政府统一调度。某些紧急情况下，可能确是如此。但若以全国整体而论，则很难苟同。
其一，涉及数十个省、数百城市、亿万人的调配，工程庞大复杂。各地、各人需求急迫性如何，信息量庞大，失去了价格信号的指引，如何能办到？会有多少急需的得不到、不急需的先得到？
其二，无论市场还是政府分配，都需要一个庞大的物流分发体系。靠市场配送，有的是熟练的体系：批发商、零售商、药店，京东、菜鸟、顺丰、饿了么......这些商业网络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不仅承载了物资流，还承载了信息流、质检流、信任流和资金流。而政府分配，则是一个临时搭建的配送体系：卫健委、红会、街道，居委会、村委会，仍须协调的细节太多了。哪个派发体系，更便捷、便宜、安全呢？
举个例子。在杭州，医保局每天定量免费发放口罩，市民通过微信平台预约后，凭证件在规定时间内至指定药店领取，每次限领5只，10天内每人限领一次。在上海，由村委会、居委会负责登记、发放凭证，市民凭证去指定药店，限额领取。药店到处买不到，现在免费领取，可以想见将供不应求。
笔者希望主事人已经把相关问题都考虑到了。比如，本市预计需求人群多大？各地点每天派发能力多少？需求不是固定的，免费的需求会上升，预约点、药店会不会排长队？会增加多少传染风险？愿意去排队的，会不会多数是时间廉价、收入低的老年人，以及没有其他途径搞到口罩的低收入者？这些人要么年纪大，身体差，病毒防护的知识不足，要么奔波在外，暴露风险较大，聚集在一起，配额有限，过几日又得去排队。感染风险如何？
另一方面，整个分发体系动员的人有多少？他们自己每天要消耗多少口罩？政府将维持这个派送体系的经费，直接打到居民卡上，让他们自行网购，通过京东、淘宝派送如何？一个京东快递员，能否代替几个居委会大妈的工作？还有一点很重要，口罩发放范围是否覆盖了所有人群，尤其是那些不在户籍和居委会掌握范围的人口、贩夫走卒？这些人，是不是政策要优先保障供应的？
其三，目前最重要的是口罩及时合理分配，以遏制疫情，而不是保障人人廉价得到。特别是大城市里，居民收入较高，口罩价格涨一些，多数人应可负担。政府只需货币补贴少数困难群众即可，不必全面接管口罩分配。
其四，政府配送人员，主要靠公益心和责任驱动；但市场中人，不但也有公益心，还有利益驱动，积极性更强。
其五，资源紧缺、人人欲得，政府调度，腐败难免，主事人私相授受，长官、亲友优先满足，末端的底层，可能排在最后。这严重考验政府的监控能力。而市场配送，价格透明，分配者要自用，也得出钱购买，没有腐败空间。
目前各地不约而同，严惩口罩涨价，市场体系的运作，已经受到严重影响，只能等待政府分配。政府可以征用和督促企业全力生产，但是否有更好的供应方法，还可斟酌。目前网上有网店反映其进口的口罩被海关征用，不知真假。有医院反映分配和捐赠的物资不合用，需要的物资却因封路、运输禁令而买不到。对于捐赠物资管理分配中的种种问题，也有报道。笔者所在的海南某市，时至今日，药店仍贴着无货告示，政府分配也不知何日能跟上。但愿这些只是个例。
总结：
若以价格机制引导口罩生产分配，政府协助引导市场供应体系运作，需做的工作包括：
1.允许口罩价格自由浮动，不再处罚涨价药店；
2.允许口罩生产企业自主生产销售；
3.简化审批，协助落实设备、场地，帮助企业扩大产能；协助解决因隔离、封城导致的工人不足；
4.对经费不足的医院给与财政资助；
5.协助物流企业运作，给与通行便利；
6.各级政府不应禁止本地医疗产品外运。鼓励不同省市之间的调剂。地方政府需要医疗物资，需按市价购买，财政有困难，上级政府可考虑资助。（笔者理解地方政府要优先保障本地防控工作的困难，但若各地因此画地为牢，对防控大局不利。在疫情防控的责任考核规则上，有关方面需考虑这个因素。）
7.加强疫情信息披露，抑制恐慌；
8.对于低保人群、窗口行业人员等，视情况或购买口罩按系统发放，或给与货币补贴。
越是困难的时期，越是应该让本来已经建立起来的商业网络发挥作用，而不是轻易就宣布它已经失效，用另一套临时搭建的体系取代它。公益和行政的力量，应该与市场力量互相协调，互相补充，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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