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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绍
在美国,制造商或销售商面临产品责任索赔与诉讼非常常见。制造商企业在美国自行销售产品后面临产品责任索赔与诉讼,或将产品销售给美国经销商,由经销商在美国销售给终端用户,当面临产品责任索赔或起诉时,基于制造商与经销商合同中的赔偿(indemnification)条款,制造商企业会被要求承担这类案件中的所有风险,包括应对诉讼和支付赔偿,使美国经销商不受损失(holdharmless)。中国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在美国进行销售也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出口方式,以亚马逊平台销售为例,中国企业卖家通过亚马逊平台销售产品,当产品责任案件发生时,卖家往往会收到来自亚马逊要求其代为抗辩并承担责任(tenderofdefense)的通知,此时若处理不当,随之而来的是卖家亚马逊账户上的资金冻结,该情景下的美国产品责任诉讼将在本文第四节进一步探讨。
在美国产品责任案件中,被告面临被判赔高额赔偿金或者最终高额和解的情况并不罕见,比如DowCorning因其硅胶植入物产品破裂最终以至少20亿美元达成集体诉讼和解方案xvii、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Chrysler)公司因其汽车产品缺陷导致一名四岁男孩在一起车祸中丧生被判赔偿1.5亿美元xviii、烟草公司PhilipMorris在一起案件中被判赔给原告28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以及85万美元的补偿性赔偿xix。即便是购买金额不高于一百美元的小型家用电器、充电宝、功能性服饰等,案件最终解决金额一般也在几万到几百万美元不等。
二、美国产品责任诉讼的风险点
中国企业在美国遭遇产品责任索赔和诉讼,面临的风险通常远大于在国内的产品责任索赔和诉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美国产品责任索赔的损失类别多
面临终端用户的个案索赔时,在美国法律下可被支持的索赔类别较多,包括各类非经济损失,比如痛苦与折磨、亲权损失、丧失抚养、精神损失、惩罚性赔偿、预期收入、医疗费、财产修复损失等。
此外,如果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导致某型号产品在美国被停止销售,也会引发下游经销商或零售商向制造商提起的索赔,常见的索赔损失类型有停售退回库存以及换货或退款费用、专业机构服务费和各类补救措施费用、利润损失甚至商誉损失。
(二)损失认定门槛较低,实际成本较高
美国法律对于损失的认定门槛较低,美国法院支持原告所主张损失的可能性较高;由于美国社会自身特点,各方面实际花费高,这些都导致在美国产品责任案件中赔偿金额往往很高。比如,美国法院容易判决高额精神损害赔偿;在制造商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法院可能判给惩罚性赔偿,而惩罚性赔偿往往会数倍于损害赔偿金额;预期收入损失则采用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水平而非当地平均工资等较低工资标准;由于美国的医疗费和人工成本高昂,医疗费和财产修复损失也会判赔较高金额,而有些患者还需要持续治疗,则这些后续治疗的医疗费也可能在赔偿范围内。
(三)集体诉讼索赔风险
企业也有可能面临来自终端用户的集体诉讼索赔。在集体诉讼案中,一个消费者可不经其它消费者明确授权,代表其他全部类似地位的消费者向制造商或卖家提起诉讼。而法院是否认定(Certification)为集体诉讼是这类案件的关键。集体诉讼索赔风险远远大于个案索赔,一旦认定为集体诉讼则索赔费很有可能膨胀至千万美元甚至以上级别,而且赔偿金额也很有可能随着消费者索赔的增加而增长。
比如,在飞利浦CPAP呼吸机集体诉讼案中,飞利浦于2024年4月以至少5.063亿美元和解其呼吸机设备产品召回相关的集体诉讼,其中包含9440万美元的律师费。法官指出,5.063亿美元只是一个下限,而非上限,如果该基金在未赔偿所有集体索赔前耗尽,则飞利浦需要增加金额。根据该和解计划,集体成员对于每个召回设备可获得的赔偿金额在55.63美元至1552.25美元之间,且每退还一台设备还将额外获得100美元的固定赔偿。而该5.063亿美元和解仅适用于被召回设备有关的经济损失,并不解决人身伤害或医疗监控方面的索赔。xx此等人身伤害或医疗监控方面的索赔于同时期以共11亿美元达成和解。xxi在长达15年的强生滑石粉产品集体诉讼案中,强生至今已面临超过6万件诉讼,强生在2024年提出了82亿美元的和解方案,目前有待法院进一步决定。xxii在此之前,强生已在多个滑石粉产品责任诉讼个案中被判赔了共计数十亿美元。
(四)政府禁售令、罚款及引发召回
如果产品不合规或者存在安全隐患,在美国还可能会面临政府禁售令、罚款以及引发召回。联邦各部门对于其分管领域的产品不合规问题设置金额不同的高额罚款,比如根据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相关法规,制造商一旦得知相关产品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应通知CPSC,否则CPSC有权处以150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如果产品被禁止销售,则销售商还将遭受库存损失和利润损失。召回除了会产生召回流程相关的费用支出,也会引起下游经销商的索赔。此外,此类处罚和召回通知一旦公布,经销商和制造商就会面临更多的产品责任索赔与诉讼。
(五)美国法律制度本身的特点
由于美国法律制度本身特点,产品责任诉讼中原告更容易获得索赔且赔偿金额较高。比如,在美国,产品缺陷认定标准一般为合理替代设计标准——如果产品存在合理可被替代的设计方案,而制造商没有使用该设计方案,则产品可能会被认定为存在缺陷;产品缺陷一般以原被告提供专家意见进行举证的方式来证明;陪审团采用一般优势证据标准来认定证据,因而原告证据更容易被采信。总体而言,美国产品责任法律对于制造商要求较为苛刻,制造商承担的责任重,且抗辩难度高,制造商常常希望以产品符合安规、产品责任事故属于用户误操作或产品已超过使用寿命等免责事由进行抗辩,但这些抗辩在美国产品责任诉讼中不易成立。
此外,就程序而言,美国产品责任诉讼的法律程序也更加冗长和繁杂,包括书面质询、取证、检查或专家现场勘验、承认请求、证据开示等,结合美国律师通常采取的小时费率收费方式,往往会产生高昂的法律费用,另外也会产生产品检验或现场勘测产生的专家费用。实践中,对于一些小额索赔的个案而言,法律费用和专家费用甚至可能高于判决/和解费用。
三、风险防范与应对思路
(一)尽早介入,积极应对
制造商宜尽早与经销商进行沟通,获取案件的一手信息,提供对案件解决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商务合作进行协调,尽量控制案件的费用与成本。
(二)通过产品责任保险和召回保险转移部分风险
由于美国产品责任风险巨大,建议产品出口至美国的制造商尽量购买产品责任险并根据产品类型等因素考虑是否购买产品召回险。一方面,在事故发生前,选购合适的产品责任保险。市场上不同保险公司的不同产品责任险能提供的保障程度存在差别。比如,在已购买事故发生制有效期限连续的多张保单的情况下,由于较为严格的排除先前销售(priorsalesexclusion)条款要求产品购买日期亦落入同一保单的事故发生制有效期限内,且多张保单在该问题上并未形成有效衔接,那么在产品购买日期和事故发生日期不一并落入同一保单有效期限内的情形下,产品事故则无法落入保险责任内。企业在购买保险时应妥善选择保险公司及保单,认真审阅保单中理赔条件、免赔额、被保险人范围、免赔条款、承保的产品范围等内容,选购能最大程度实现自身风险减免的保险。另一方面,在事故发生后,企业更应及时报损,积极与保险公司沟通,控制和管理赔偿额度,让保险发挥最大的风险转移作用。
(三)通过采购合同将风险转移给供应商
许多面临产品责任诉讼风险的中国企业一般是整机制造商,产品的许多零配件从其他供应商采购而来,甚至产品研发也外包给其它设计公司进行。此时,整机制造商应考虑如何将其从美国零售商或互联网销售平台承接的风险通过采购合同或产品研发合同的条款设计向零配件供应商和设计供应商进行转移。这种操作涉及多国法律和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建议咨询专业律师协助。
四、电商平台销售场景下的美国产品责任索赔和诉讼——以亚马逊平台为例
亚马逊平台销售场景下的美国产品责任诉讼由于有平台的介入而具有其独特性,除了关注前述美国产品责任诉讼的常见风险和应对思路,卖家还应根据这类场景的特点采取适合及有效的应对方案。实践中,通过亚马逊平台销售产品导致的美国产品责任诉讼均会将亚马逊列为被告,而卖家不一定会被列为共同被告,但无论卖家是否作为诉讼被告,其都无法置身之外,这是因为卖家会受到其与亚马逊平台订立的《亚马逊服务商业解决协议》(AmazonServicesBusinessSolutionsAgreement)(BSA)的约束。
亚马逊平台上的第三方卖家均不可避免地与亚马逊达成BSA。BSA是亚马逊平台约束第三方卖家与其关系的标准条款和依据,也赋予了亚马逊在产品责任案件下较大的主导权。
在发生美国产品责任诉讼时,BSA对卖家影响较大的主要情形有下:
- 亚马逊会基于BSA的赔偿(indemnification)条款xxiii,要求卖家聘请律师为亚马逊抗辩并承担该案给亚马逊造成的责任和损失。
- 如果卖家在收到亚马逊的tenderofdefense通知后没有及时承接案件以及为亚马逊抗辩,亚马逊则会基于BSA条款xxiv,冻结卖家的账户资金。亚马逊通常会以案件的初步和粗略预估风险为基准设置冻结的目标(上限)金额,该目标金额通常较高,目的是为了覆盖亚马逊在案件中可能面临的风险。
- 根据BSA的保险条款xxv,卖家有义务在亚马逊平台上月度销售总收益超过1万美元后的30日内,或应亚马逊另行要求,购买符合亚马逊要求的商业综合责任保险,并将亚马逊及其附属方作为附加被保险人,作为该等产品责任案件的保障。在产品责任诉讼发生后,亚马逊往往也会向相应的保险公司发送通知,但保险公司未必会及时承接案件以及应对,也可能会出现案件事故并未落入保单范围的情况。然无论如何,上述两种情形都会作为兜底,即卖家会始终面临承担本案损失的风险。
基于以上,在亚马逊平台销售场景下面临美国产品责任诉讼时,卖家还可考虑以下风险防范与应对思路:
其一,卖家可尽早与亚马逊取得沟通,促成账户金额的解冻,与亚马逊进行协调,主动把握案件走向和控制费用成本,避免因消极应对而导致亚马逊自行应对后产生巨额律师费继而向其索赔,或者错过可能较佳的与原告化解纠纷的机会。
其二,如前所述,市场上不同保险公司的不同产品责任险带来的保障程度各异。据了解,目前在便利亚马逊卖家购买保险的平台AmazonInsuranceAccelerator上,亚马逊与全球知名保险经纪公司Marsh合作推荐了部分保险公司(PanelInsurer)的更符合亚马逊平台销售场景需求的产品责任保单。比如,如果卖家持续购买此等PanelInsurerofAmazonInsuranceAccelerator的保单,保单之间会更易形成有效衔接,则事故落入保险责任范围的可能性更大。除此以外,保险公司对案件的处理方式以及卖家如何使用保险影响卖家在这类案件中面临的风险,比如,保险公司在收到报案后未必会立即承接并处理案件,则被保险人可能需要自行聘请律师处理案件以及赔付给原告解决案件后,再向保险公司索赔损失;在诉讼前期,产品事故的基本信息可能未必足以启动保险流程的完整程序,但如果希望等待信息齐全后再由保险公司接手处理也会存在最终核实保险不承保或者错过案件处理时机的情形而导致面临更大损失等风险。如案件涉及集体诉讼,很有可能出现不同事故落入多份保单以及部分事故未落入保单范围的情形,则会在同一个案件中涉及多份保单和对应不同保险公司之间的协调、与亚马逊方面的处理协调以及与无保险覆盖事故之间协调的竞合复杂情形,加之集体诉讼风险远高于个案索赔,更需要妥善处理。在收到产品责任诉讼通知后,卖家可以尽快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基于已有信息与保险公司达成可行方案,同步与亚马逊沟通保险方案,达成良性协调,促进案件的有效推进和解决,最大程度地发挥保险的风险分担和转移功能,缓解卖家和亚马逊面临的风险应对压力。
总之,在亚马逊平台销售场景下面临美国产品责任诉讼时,卖家自身或保险公司在发生事故索赔或诉讼后处理稍有不当,可能导致店铺大额资金被平台冻结从而影响店铺运营甚至直接导致关店,同时可能存在其他并发的法律风险,卖家应十分重视。由于该等处理过程牵涉繁杂的美国诉讼流程、严格的亚马逊政策、复杂的保险条款和保险理赔操作并要求与亚马逊有高效精确的沟通以及和保险公司的协调,建议寻求律师的专业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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